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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河南中医药大学建校六十周年

我记忆中的几件小事

发布日期 2018-10-17字号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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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公让教授

陈述者:崔公让教授——全国名中医,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周围血管病科名誉主任,全国第二批及第四批名老中医继承工作带徒指导老师,全国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现担任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周围血管疾病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外科分会顾问、中国中西医结合外科杂志编辑部副主任等。1959年进入河南中医学院学习,1962年毕业于河南中医学院师承班,自1962年毕业后至今,在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从事中医外科临床工作。

河南中医药大学前身是河南中医学院,屈指数来,建院已六十周年,这所大学在河南各级领导关怀下和全院教职工的努力下,已度过了六十个春秋,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这所大学曾经历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前后共搬迁六次,这在全国同类大学里是少见的。现在的大学校园绿树成荫,大楼鳞次栉比,环境异常优美,在校学生达数万人,是培养以中医药为主,其他学科兼备人才的综合性大学。今年在大学申报的国家自然基金项目中,河南中医药大学被批复的项目已居全国同类大学前列,这所大学已度过他的青春期,进入到壮年期,由一所单纯的临床型大学到临床、科研兼备的综合性大学。相信在他第二个花甲之年会做出更大的成绩。

我在这所学校从学生到职工,历经近六十年,基本上经历了这个学校的建院史,学校有许许多多难以忘怀的事情,我从记忆的小事开始回忆。

上世纪50年代后期中医学院一附院随河南省政府由开封搬迁至郑州人民路中段,当时变名为河南省中医院。60年代初期全院职工仅百十余人,当时在医院工作医师可谓全省精英,比如:吴钦堂、袁子震、司万清、郑颉云、吕承全、刘延同、翟景南、王铭功、李雅言、黄养三等人。他们都满腹经纶,学识渊博,医疗技术精湛。那时医院虽简陋,但制度相当完善,比如门诊病历,早晨病人来诊到病案室领取病历,将病历交给医生,晚上,再由医生交还给病案室。全院不足一百多人,每天要抓取中药三千多付。医院每周六下午,都有一次全院疑难病例讨论,当病人把病情介绍后,主治医师介绍诊疗过程,其他医生分析病例指出诊疗过程中的不足之处,学生坐在后排静心旁听,我认为这对病人的诊断治疗,有极大帮助,此外,对全院医疗技术提高也是很好的举措。遗憾的是,自“文革”中断以来,再未恢复。

医院1956年在郑创办,学院1957年开始招生,医院比学院早了两年,当时的医院院长是彭延泰,他是彭雪枫将军的父亲,此时老人已至耄耋之年,但老人对医院的情怀,我至今难忘。每到晚上,老人就拄着拐杖,沿着医院各条小道都要巡视一周,看哪些水管没有关,哪些电灯没有熄。走在路上时,发现一段铁丝,一个螺丝钉、螺丝帽都要拾回来交给后勤,这种视院如家、兢兢业业的精神真是难能可贵。后来老先生晋升为河南中医学院的名誉院长,对河南中医学院的建设成长,起到任何人都不能代替的作用。

上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期,医院主管院长为刘乐山,是一位老革命,也是一位老中医,来院之前担任河南省邮电局工会主席。在医院工作这些年给我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除招募全省名中医到医院工作之外,还承办了河南省首家师承班即徒弟班,这个班的建成早于学院招生,他对这班学生要求极严,除周六晚上之外,其余时间晚上都要至科室学习,早晨要早读,很多时候同学在科室学习,刘院长就搬个凳子坐在走廊监督。当时师承班的学生上午随师门诊或查病房,下午集体上课。师承班学生也分三个等级,三年以上的叫大学长,两年的叫中学长,一年的是小徒弟,就诊时,一年的小徒弟先接诊病人写出病历交给大学长,大学长经诊察后开出处方交于老师,在诊老师修改后交于中学长誊写处方,完成诊疗过程。当时针灸科老师为翟老师,每次病人来诊,翟老师会按中医君、臣、佐、使写出针灸处方,交由大学长带中学长给病人施针,小徒弟在旁观看,这种方法使学生很快步入临床,达到学以致用,我认为这种方法还应提倡。刘乐山院长以身作则,每当端午节、中秋节都从家里带瓶酒,自费买毛巾到后勤炊事班看望炊事班同志,由于老先生给我们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直至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期间,大字报满天飞,也未见到刘院长一张大字报。

到60年代,学院来了一位书记叫张茂学,是一位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老共产党员。老红军的作风影响了学院的好几代人,比如现位于二附院的院址的地方叫冉屯,那时是学院的药圃场,大概每月都会组织一次医院、学院职工到药圃厂义务劳动,张书记以身作则,从不坐车,每次都步行去、步行回,和大家一起挥锹铲土,一起种药种菜。上世纪60年代初期是我国最困难的时期,由于各种原因吃不饱饭现象天天发生,当时我们的工资仅30到40元,学院运来两种红薯,一种高价的每斤六毛(当时面粉的价格是一毛八分),平价红薯每斤2分钱,学院为照顾张书记身体,就送去平价红薯,张书记不接受,让买来的平价红薯放到学院食堂。有年中秋节,学院管后勤的职工为照顾张书记身体,送了一条鱼,张书记问:“学校食堂有吗?”,来人说这是为照顾你送来的。张书记板着脸严肃说快送到学生那里去,学生比我苦。晚年张书记去看望一位病危老师,弥留之际正在抢救,鼻饲管、胃管、导尿管、静脉管插满全身。看后回去,张书记告诉老伴,一旦我有病,不要进行过度治疗,过没几天,老人坐在自家藤椅上安然去世,去世后在他桌子上发现一张遗嘱,大意是:我死后穿自己随身的衣服,不要厚葬,不开追悼会,不给遗体告别,不要向组织以死人压活人(当时社会上有种风气,人死后家属会给单位要补助、要房子,要给在农村插队的儿女安排工作),后家属都一一照办。这种老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可以作为中医药大学的建校精神支柱。

我在中医学院学习曾受师于两位老师,一位是眼科老师张望之,跟师一年半。张老师在学院教伤寒,待人亲和,教书很认真,我们师生关系非常融洽,每次老师去看电影、去澡堂洗澡,都由我作陪。一则是照顾老师身体,二来可以听听老师还有什么教导。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整个学院设床位50多张,但肛肠病病床已达70张,我随司万青老师学肛肠一年半,他的教学方法是放手不放眼,我仅跟他学习三个月时,肛肠病常见疾病都在老师的指导下亲自操作,除诊病外,还学习中药传统配制工艺,如黄连膏、二味拔毒膏、化管锭等外用药都是在老师的指导下自己配制,自己应用。后老师又让我至炼丹室学习中医丹药的配置,三个月前后共炼制中医外用丹药一百多锅,回忆起来受益匪浅。

1962年我毕业后留在这所医院工作,老师教给我们的带教方法,我们也传袭直今。对来跟我学习的学生进行带教,这种潜移默化、耳濡目染的教学方法,在中医院校教学中应给予提倡。三年前我至北京参加一次全国性学术会议,会址在北京市中医院,到会后,发现前来祝贺的人有北京中医药大学领导,有中华中医药学会外科学会委员会领导,还有我这位被请来的宾客以及主持策划大会的人员,后来了解到都是河南中医学院的毕业生,接待我的那位青年医师也是河南中医学院毕业的,我问他为什么河南中医学院毕业的学生在这次北京开会这么显露,他风趣地回答我,河南中医学院学生在河南不显山不露水,到北京经过磨练后都能出类拔萃,足可见河南中医学院毕业的学生具有很大的潜在能力。

以上是我经历过的几件小事,小事虽小,含义颇深,可给后来者,作以借鉴。